新东西写得差不多了，再去改那些旧作。可是，新的东西太多了，一写就没有个完。改编旧东西，还不如写篇新东西。所以一直顾不上回头改旧作。我从那时候起，如果不遇上“反右”，不遇上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就那么写下来，还不断读点古今中外名著，吸收一些好的东西，我恐怕比现在写的还要多，还要好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我才34岁，多年轻呀！正是风华正茂之时。我遭受到的损失是没有人给我平反，没有人给我落实政策的。我学的东西还是少了些。我毕竟是一个只读过三年小学的人呀！受的艺术熏陶是民间的那些东西。评剧我非常喜欢。我甚至能大段大段地背。对于外国的东西就接受得少一些。我现在在认真的补课。唉！年岁不饶人呀！脑子不如年轻时那样好使了。记忆力也大大减退了。 我问：你在《艳阳天》发表之前，给周立波写过信。你第一次见到周立波是什么时候呢？ 他说：我第一次见到周立波是在《红旗》杂志当编辑的时候。周立波写完了《山乡巨变》，大约是1962年吧！他回到北京，原有的房子被别人占了。中国作家协会给他在王府井弄了一套新房子。我上门去约他为《红旗》杂志写稿。一见面，周立波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非常厚道的人，不像某些人那样老奸巨猾。 他又告诉我：我到《红旗》杂志去工作，是因为当时陈伯达提出要把《红旗》杂志办活点，要发点小说之类的作品。要调个作家去当编辑，便于和作家们交朋友。便于组稿。因为我各方面出身都好，又年轻，又有作品，就要调我去。北京市作家协会就不同意，要调我当专业作家。胡乔木同志在《红旗》杂志负责，亲自找我谈话，找北京市作家协会的负责同志做工作，这样很快就把我调去了。我在《红旗》杂志工作期间，接触了许多作家。到省里面去约稿，都是省里的主要负责同志接待，作为政治任务对待。那时的《红旗》杂志在人们心目中威望很高，不像现在。我无论到哪个省，省委的负责同志就把省内的第一流名作家通知去与我见面，规定为《红旗》写稿，并限定在什么时候交稿。一到时间，稿子就准时来了。那期间《红旗》发了不少的好作品，像周立波的《xxx》《xxx》两篇，杨朔的《雪浪花》等等。 我问：你跟杨朔又是在什么时候认识的呢？ 他说：那年在海南岛，我们住在同一个宾馆里，我和杨朔、李准住在一栋，还有几位作家住在另一栋。杨朔是个好人啦！散文写得美极了。真是个怪事，他一辈子没结婚。当时，李准敢于跟他开玩笑，说是要给他检查检查。我可不敢跟他开玩笑，他比我大呀！怎么好意思开玩笑呢？我也不问他为什么不结婚？李准那样跟他开玩笑，我听了都脸红。可更加奇怪的事是，前两年突然冒出一个他的女儿来，在报上发表文章，纪念她的爸爸杨朔。这可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？ 他问我的人生经历，我讲，他听得很认真，不时爆发出爽朗的笑声。 九作家的一切都在作品里面 1985年3月30日，我们来如东后的第二个晴天。早晨，我陪浩然在招待所院内的水泥场坪里散步，初春的阳光照耀，浑身暖融融的。在通向厨房的水泥甬道上，我们遇见《新华日报》的一位年轻记者，曾在南公园饭店采访过浩然。浩然和记者打过招呼，进食堂用早餐。饭后，他朝水泥甬道东侧的楼房里仔细观望，一会儿踮起脚，望楼上，一会儿透过松柏树缝隙，望底层楼里。突然，只见他招了一下手，又是那个《新华日报》的年轻记者跑过来了，穿着一件银灰色长风衣，样子很清秀。据我观察，他对记者围着他采访，拍照，并不像某些人那样欢迎，热衷。他觉得那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时间和精力。此刻，他主动招呼这位记者干什么呢？首先他问：你这次来如东干什么呢？当他得知，记者是来如东团县委采访有关的人和事时，他连忙说：请你代我向团县委致意，并转达我对他们的问候。同时，我向他们推荐一个优秀青年张松林，他今年不满三十岁，农大毕业，共产党员，放着现存的铁饭碗不端，优越的家庭条件不享受，组织了六个年轻人，到黄海边上，开发海涂，办起了自联垦牧场。遇到三次大的灾害，房屋被台风刮倒三次，跟他联合办垦牧场的青年都走了，有的去贩鲜货，有的去下小海，有的去当泥木工，而他没有打退堂鼓，一直是打升堂鼓，失败了，又再来干。父母亲劝他回去莫干了，何必瘦肉不吃，要吃猪皮，因办场欠下的国家贷款，他们给他凑齐，把他赎回来。张松林不干。父母生气了，非要他回来不可。倔强的小伙子就表示，你们硬要逼我回来，我就跳海算了。儿子的坚强决心，反而感动了年过半百，历经沧桑的父母，转而支持他的工作。现在，他的工作又干得红红火火的了。县、市，甚至是省里有关部门的领导对他都很重视。但是，摆在他面前的困难还是不会少。他既不是一个胜利者，也不是一个失败者，他和我们八十年代许许多多的青年人一样，是个寻找者。在有些人眼里，认为他不是个万元户，不值得重视。我认为，他既创造了财富，更重要的是发扬了我们中华民族敢于吃苦，勇于奉献的精神。他的财富都是凭汗水，凭心血创造的。不是像某些人那样钻国家Ｍ.ｘＴjidＩａN.Ｃｏ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