场。我从胶东，到济东，到如东，从《男大当婚》开始，写一组小长篇，纪念粉碎“四人帮”十年，共200万字的作品。明年，我就回到家乡去，老家的房子维修了，院墙也建起来了，院子里打上水泥地面了，跟我的父老兄妹们生活在一起，写我的自传体长篇。不考虑出版，我想怎么写，我就怎么写。我把自己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。我们老两口下去，带上一个业余作者下去，会烧饭的，会买菜的，还要会骑自行车的，因为我家离买菜的地方八里，要选一个老老实实的业余作者，为我做点服务性的工作。1986年，在我54岁时，《浩然文集》出了，一组小长篇也出了，我有反映合作化的，有反映改革时期的。我要写人，写人生，写心灵的辙印，写命运的轨迹。政治运动和改革开放仅仅是一个背景。 对我三点不公平：一是从来没有把我作为一个农民作家来看，中国一大群写农村的作家，各不一样。有的是生在城市，为了事业的需要，写农村。有的是生在农村，走向城市，又回到农村。我是一直站在农民中间，写农民。评论家们没有抓住这一点。二是不了解我。别看他们骂我，老实说我的作品他们也没看。我的人生的最后一个句号，我得用自己的行动去画。那些搞评论的，也是鹦鹉学舌，也是做小买卖的，根据市场行情，什么能赚钱，就写什么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 我从来就不傲视任何人，从来就不自卑，不觉得比别人低一头。从来就不说假话，不写假作品。我还是认为“文如其人”，还是坚持“写革命文，先做革命人。”有的人，可能是写出一点冠冕堂皇的文章，但内心是肮脏的。我当听到“文如其人”的讨论时，我就觉得抢劫银行的人抢劫银行是应该的，一样可笑。我是有信心的，走完我自己的道路，但我觉得是很艰难的。 我的座右铭是：甘于寂寞，安于贫困，深入农村，埋头苦写。《艳阳天》第一卷只拿了3000多元稿费，第二卷稿费全部交了党费，第三卷没拿到稿费。写作不是为了稿费。我总是写我自己的东西，我决不被人左右。 刘剑波：您对《春天里的冬天》怎么看？ 浩然：《春天里的冬天》，依我看应该是属于隐射文学。 刘剑波：我碰到人和事，有感情，但表达不出来。 浩然：一个作家要具备三个本领，一要有生活积累，不是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丰富，生活就一定丰富。二要有认识生活的能力。老红军、老劳模，他不能当作家，就因为不能认识自己的生活。三要有艺术表现力，包括文字能力，语言的积累。县委书记能认识生活，但不能表现。仅有以上三点还不够。还要用自己的化学元素，去分解生活。三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。用后面的两点，分解前面的一点——生活。 刘剑波：我打算按文学史来读。 浩然：这个有必要。读书是肯定的，但一定要写。不然，眼高手低。读和写结合起来，不一定拿出作品来，练笔。青年作者一写就想成名。一写就想发表。一写就端个大架子。不要这样。如果不像画家、演员那样苦练基本功，是写不出好作品的。 刘剑波：我写散文诗之类的练笔。 浩然：不一定规定，写片段。风一来怎么样呀！碰到一个人感到可亲呀？这是为什么呢？分析一下。用文学的笔记录下来。这对将来有好处，写作的时候，可以整段整段放进作品里。 刘剑波：我做梦都想写您的传记？ 浩然：你离我太远，教学时间也很紧。我女儿也是教学的，1977年参加高考，离本科线差三分，只考上大学师专班，毕业后当老师。她白天教学，晚上回家还要改作业。忙得很。你教学又忙，如果再写传记，花费的精力太多，也化不来。我建议你还是搞创作，细水长流，自己能搞创作了，写作家传记，也能体谅作家的苦衷。 下午，如东县原副县长、现任县政府顾问金德福应约来我们住处，谈张松林开发海涂，办自联垦牧场的情况，徐春林陪同，1时30分开始，5时30分结束。 晚饭后，和浩然往如东县城大街上散步。他告诉我：北京市委正在给他，管桦、杨沫、阮章竞解决住房。他的住房很紧张，两个儿子都成了家，挤在一起，他和老伴在一间房子里，无法写作，没有专门的写作间。经常有外宾到他那里去，很丢人。北京市委将给他按高级知识分子解决新的住房。原有住房留给两个儿子住，他在老家燕山下，离北京城一百四十华里的地方，有一栋小房子，前面是老房，他舍不得撤掉，又花了3000元，承包给当地的建筑队，在老房后面盖了两间新房。他还要在里面安装冲水马桶。到一定时候，他和老伴住在这里，写多卷本自传体长篇小说。 他说：他从不进银行，该用的用，该花的花。存款不多不少，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，又干不了大事。他家有三部照相机，三部电视机，三部录音机，需要花的就花。 谈到稿费时，他告诉我，《艳阳天》第一卷出版时，正好是《千万不要忘记》的戏剧在全国各地上演，两个编剧住在作家协会收稿费。中央发现了，邓小平有个批示，降低了稿费标准，每千字才7元钱。这样，《艳阳天》第一卷共3000多元稿费。《艳阳天》第二卷的稿费全部交了党费。《艳阳天》第三卷出版M.ＸtJidIＡN.co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