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进县城，并用两只水缸移栽了老家门前的一株松树，屋后竹园的一株水竹，作为庆贺我入党的礼物。 我看着这一松一竹，我实在是太熟悉它们了。父亲与这松、与这竹，有着血一般的浓情。父亲此时不远几十里，从碧莲河边的老家老渡口，连根带土，肩挑给我送进城里，我明白老父亲的心意。 我深情地搬起这一松一竹，摆放在我的书桌两侧，就像当年我和父亲把它们的父辈，从皇城港的外祖父外祖母家的竹园里，从麓角坪的曾外祖父曾外祖母家的松山上，移栽到老渡口的我家屋前屋后一样，我和父亲一起给它们浇水。 1963年的冬天，邓应林书记派了大队党支部委员、治保主任邓德理，把我父亲从贺家山农场请了回来，要我父亲重新出山，再度执掌汪家湾生产队的帅印。三年自然灾害过后，恢复生产、恢复家园，成为人们的迫切愿望。我父亲不肯。他觉得他主政汪家湾的工作期间，犯下了很多过错，一切都可以恢复，在近两百口汪姓人心中的威性难以恢复。他不许人们发展家庭副业，没收了汪翠翠的两个儿子从河婆桥捕的两桶鲫鱼，汪翠翠找我母亲拼命。父亲用他的旱烟袋脑壳打人…… 父亲向邓应林、邓德理提出：如果真的信得过他，一定要他干，他想换一个环境，也许会干得更有起色。邓应林问他：“先德！全村十二个生产队，由你挑。你看中哪个队，党支部就把哪个队交给你管理。” 我父亲回答：“十二个生产队，我哪个队都不去。” 邓应林问：“你要去哪里呢？” 父亲回答：“我要去的地方，只怕你不得肯。” 邓应林说：“你也学会了卖关子。你哪怕是要我这党支部书记让位，我也肯。” 父亲说：“我党员都不是的呢！我哪有那个野心。我想去老渡口副业队，把那里的副业真正搞起来。这些年，我们越搞越穷，原因在哪里？我躲在贺家山农场的这些日子里，我反反复复想了这个事。生产单打一，除了抓几粒粮食，别的都没有了。山也成了光头山，水也成了清汤水。先把老渡口副业队搞起来，让全大队一千二百口人有口吃的。” 邓应林、邓德理连声说：“先德你讲的有道理。但是，你去老渡口副业队，暂时不能当队长，你给邓小狗当副手。等他退了，你再接任。你没得意见啵？” 父亲说：“小狗哥那个人好合作。我在他手下当一般的社员也愿意。我给他出主意，他也会听我的。” 我记得那个冬日，我们举家搬迁老渡口的情景： 到了老渡口，父亲首先用行动说话，植树、栽竹，发展多种经营。 我想到有关松和竹的过去，我暗暗佩服父亲的眼力。 深夜，父亲等家里人都睡了，他拉着我的手，流着泪对我说： “儿子！我为你入党高兴。我们家总算有了党里头的人。你要像这棵松树，为党争光，为我们杨家争气！历朝历代，我们杨家只出忠臣，不出奸臣。历朝历代，我们杨家只出将，不出兵。做人要像松和竹那样，出土之前先有节，风风雨雨不变色。” 这时，我想鼓励父亲，继续争取入党。在我们党内，有徐特立、郭沫若、陶峙岳等晚年入党的典范。可话到嘴边，我没有说出口。我知道父亲一辈子追求入党，追求得太苦、太累，他年年都递交入党申请书，从来没有间断过。我想对他说，你就别再递入党申请书了，平平静静地度过晚年吧！我入了党，就等于他入了党。我心里这样想，但我没有勇气说出口。我向父亲保证：我不会给他丢丑，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。 那一夜，我没有听见父亲的鼾声。清晨，他轻轻悄悄起床，坐到阳台上抽烟。我也随之爬起，招呼他进屋，他摇头，他生怕吐出的浓烟，呛了他的儿媳和他的孙子。待我妻子和儿子起床，父亲便告辞要走。这是留不住的。他平时给我们送土特产品，都是早晨来，晚上归。他不搭汽车，不坐轮船，凭两条腿步行。我劝他，年纪大了，挑来的东西又沉，还是搭车坐船，图个轻松，再说，也省不了几个钱。他坚持，不是为了省钱。生成的做工的手脚，走几十里路，不吃亏的，相反，活泛了血液，磨炼了筋骨。说不定还能在这个世界上多活几年。我送父亲踏上沅南大堤，他要我回去上班，我还要送一程，他不肯。分手时，我们父子谁也不说什么，都只挥了挥手。我转身，趁父亲不注意时，躲在观音港旁边的一棵杨柳树后，目送父亲背着金灿灿的阳光，踩着结实的沅水大堤，朝沧港那头渐渐远去。我发现，父亲曾经弯曲的背脊又挺得笔直，已经老态的双腿又恢复了活力，他又像年轻时那样，脚步生风，英气勃勃。我的父亲没有老，我的父亲不会老，他就像头顶上的那轮太阳，天天，月月，年年都一样。我用力含住眼泪，没让掉下来。我希望父亲回过头，我想看到他恢复了青春活力，闪烁着彤红光彩的英俊脸膛。可父亲没有回头，大步朝前走去，走去。我再也忍不住泪水，任其顺着鼻梁滑落，浸湿了那株杨柳树蔸。 我回到家，因双眼彤红，不敢去上班。偏巧，这时传来命令，县委书记周为民点名要我随他下水乡专题调查农民承包经营的情况。我不敢违令。更何况，我对周为民书记已经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。宣传部长ｍ.ｘＴJiDｉaＮ.ＣOＭ